发布时间:10-20 / 2018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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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拆了的外婆家

文 | 黑不拉叽 编辑 | 兰莲超 — 1 — 外婆家在一个叫灵山的小镇,临近机

外婆家在一个叫灵山的小镇,临近机场。外婆看《西游记》的时候坚信唐僧师徒四人千辛万苦到达的“灵山”就是这儿,就像小时候我们都以为孙悟空被压在了我们海南的五指山下一样,有一种身在宝地的骄傲,当然后来才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可我没告诉外婆。

外婆家临街,前面是老房子,后面是新房子,门口是两棵很老的椰子树,像门神。老房子是矮矮的瓦房,有四个房间,曾经外公外婆还有他们的四个孩子,就住在这里。老房子的墙壁上,常年有一个燕子窝,那时候我们总能见到燕子爹妈在门口低空飞行,然后咻的一下俯冲进屋,给叽叽喳喳的小燕子们喂食,小时候我路过就会指着一窝雏鸟说:“看!好多的还珠格格!”当时觉得自己特别幽默。外婆总是说,“这些燕子是我们家的贵客来的哦!”所以后来我想起旧时的外婆家,脑海中总会出现小时候跟着燕子跑出门的画面,看着它们飞进被椰子树揉碎了的光线里,再深吸一口气,都是泥土、阳光、椰子和鸟屎的味道。

所谓的新房子,也只是相对前庭老房子而言的新,我说不清这个小楼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应该很多年了,我记事的时候它就在这里。一共两层,外公外婆住一楼,舅舅们的房间在二楼,只是除了春节,平日里大家都住在城里,很多时候灵山的房子里住的都只有外公外婆,再后来,也就只有外婆了。

老房子和新房子之间,有一个院子,占地面积不大,好东西却是不少,有金桔树、柠檬树、菠萝蜜树、黄皮树、木瓜树,后来还有火龙果树。菠萝蜜像吹气球一样突然变得很大,熟得快要裂开的时候最甜,周末我们回来,就会一群人围在一起“杀菠萝蜜”,海南人把一切用在水果身上的行为和力气,都形容为“杀”或者“砍”,“杀一个西瓜”、“砍一个椰子”,听起来又凶又傻。

小孩子们喜欢抓叶青虫,找到的时候尖声大叫,大人们则爬到树上摘果子。说来也奇怪,我从来没有见过外公在院子里浇花或者除草,但在我心里,这就是“外公的院子”,后来外公走了,院子里依然按照季节结出果实来,我才发现除了这是一个神奇的院子之外,应该还有一个人在细心打理,那个人是大舅,他比二舅大八岁,比我妈大十岁,比小舅大十四岁,他今年六十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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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外婆家,2015 年被拆之前,这是我所能想起来的样子,在这之前我从来没觉得它跟其他的农村有什么不一样,一样的尘土飞扬,一样的土里土气,一样的有些年头了但是又可爱至极。

2015 年之前的春节,我喜欢每一个可以回外婆家的大年初二,外婆家很热闹,大家一见面就七嘴八舌互相评价身上过年的新衣服,是这个裁缝世家的惯例。过年围炉吃饭,餐厅的空间不大,刚好放得下一张大圆桌,但是孩子们在长大,孩子生出孩子,这张桌子就显得小了,然而按照习惯,是每个人都是要上桌的,只得坐得见缝插针。年夜饭由大舅掌勺,似乎是这个又当爹又当妈的长子多年来的习惯,这个平时与泥土沙石打交道的工程监理,不仅烧得一手好菜,还是半个裁缝,做衣服被套也都不在话下。饭桌上酒过三巡,总是要说起那些已经讲过八百遍的陈年往事,他们说得又哭又笑,最后总会说,“敬大哥!我们上学的时候学费生活费就都是大哥寄给我们的,长兄如父,我们都得谢谢大哥。”这时候唯独二舅是不举杯的,他只是低头嘬一口杯里的酒。

晚饭之后的彻夜麻将局,似乎成了春节固定的家庭节目,大人们在楼上打麻将,小孩子在楼下看电视,互不干扰,给彼此自由和空间是过年里除了红包之外最好的事情。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大人都会在楼上,有些漏网之鱼也会游到一楼来,比如,我大舅。

大舅不打牌不玩麻将不爱喝酒,只抽烟,所以吃完饭,大家上楼打麻将的时候,他就会在楼下收拾房子,照顾外婆,或者心不在焉看会儿电视。停下来的时候就抽根烟,喘口气,再往楼上喊一嗓子:“你们泡茶了没有啊?开水要不要拿上去?”偶尔也走上楼去看看,看不懂麻将就看茶壶,“哎呀你们茶叶这么淡了也不知道换一下,饼干糖果也不懂拿一点上来……”然而麻将声音很大,大家也只会敷衍地说:“知道了大哥,诶大哥你要不要玩一把?不会就学嘛……”大舅看了一圈就摆摆手下楼去了。

这样的春节放眼望去也许再平凡普通不过了,外面鞭炮噼里啪啦,楼上麻将哗哗作响,外婆看着电视睡着了,大舅抽着烟戴着眼镜缓慢地用手指头戳着手机屏幕发送过年的祝福短信,我们一会儿跑出去看烟花一会儿跑进来看电视,夜深了再各自散回房去。当时不觉着多稀奇,现在才发现是再也没有了的。

被拆了的外婆家

《自我消化》

其实外婆家会被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毕竟这里是从机场到海口市区的必经之路,当初因为博鳌亚洲论坛定址在博鳌,各国领导的车都要从灵山经过,就已经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形象美化工程了。这次是被一家房地产大头看上,要规划成住宅小区。这一切都很快,好像是怕夜长梦多似的,从拆迁队伍的入驻,讨价还价,软硬兼施,到最后被划了片儿的房子夷为平地,再冒出高楼来,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在拆迁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的,是各种关系之间争执的拉锯战,谁都想让自己利益最大化,这无可厚非,只是不管过程如何艰难,结果依然让人感到受伤。

由于二舅家远,小舅也忙,拆迁谈判的时候,多数时候都是大舅一个人在奔波,他一趟趟地往返于市区和老家之间,在工作之余应付着所有的事情。在土地清算的环节里,除了现有的房屋和土地,还有一块颇具争议的地皮,二舅认为这是我们不能退让的部分,必须要坚守,可是说起来容易,远程操控与实际情况总是存在出入,期望与现实也存在落差,这不是谁的错。那段时间大舅承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流氓一般的拆迁队,骚扰和威胁电话,亲人们的关心和询问,都让他焦头烂额。

似乎各地的拆迁总是离不开“强硬手段”,百姓总是被形容成“不识好歹”。大舅说他曾亲眼看见拆迁队的人把一个怀有身孕的女人拖上车,也见到过大打出手毫不留情。他承认他怕了,他在这样的压力下精神开始濒临崩溃,他只能放弃那快地皮,选择签字。他们三兄弟商议解决问题的途径通常是电话,沟通中或许出现断层或者不到位,所以对于这个结果,二舅觉得自己是被迫接受的,感到愤愤不平,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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